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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2020館藏捐贈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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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2020館藏捐贈特展

從2000年以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長期接受民間常民文物的捐贈,其中有不少物件來自社會大眾捐贈長輩的生活遺物,藉由評估文物的過程,挖掘出不少個人與家族歷史,促使後代子孫重新回憶、發現並認識長輩生命背後的小故事,因而對於「長輩」、「家族」產生更深刻的認同,「祖先」與自己的關連不再遙遠,有了意義,這正是民間「共創歷史」賦予世代理解的新價值。

2020年正是檢視20年捐贈成果的機會,看著捐贈個案的捐贈數量從單件發展到一批,入藏了不少精彩的個人生命史關鍵物件與文書,因此本特展特別選輯了9位跨時代的人物,從他們使用過的物件瞭解其人生重要的生命經歷及所見證的時代印記、歷史轉折,同時藉由這些關於個人記憶、家族記憶的生命篇章,映射出時代的社會記憶與國家記憶,呈現「我們」臺灣人堅韌的生命力。

設計水道的日本警察北浦義三

2015年北浦輝久(1935-)及北浦修(1932-,灣生)去信文化部駐東京臺灣文化中心,表示擬捐贈父親北浦義三(1897-1980,日本三重縣人)所遺留玻璃底片46張,家屬精心保存父親關於臺灣的影像數十年,選擇親自送回臺灣,捐給本館。

北浦義三曾就讀東北帝國大學電氣工學科,後任職歐美奇異、西門子、飛利浦等公司,回日本後進入東京電燈,1923年關東大震災受重傷,離職回鄉。後為家族生計,於1926年至臺東廳里壠支廳擔任警官,為了開發土地及改善原住民生活,並防治瘧疾,利用專業設計相關水道(水圳)、水力發電所,拍攝許多當時建設水道的影像,1932年自警官職位退職回日本。1940-1945年間,受軍方及工業會委託,再至臺東廳臺東街,從事軍方口香糖之生產,於日本戰敗後1946年返回日本。(評估/撰文 陳怡宏)

橫跨兩個時代的臺籍教師柯天送

柯天送(1900-1973,臺南新化人),為臺南新化教師,其教職生涯橫跨日本時代至戰後初期,見證了臺灣人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之間,面對校園生活、學校教育轉變的經驗。柯天送於1915年在臺南新化完成大目降公學校學業後,赴臺北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為臺北師範學校)。1921年3月學成,遂返鄉於新化與鄰近地區的學校執教。

柯天送在日本時代積極參與學校、地方事務,在戰時獲國語常用家庭和更改日本姓氏,並曾因教職服務而受當局勳賞。

戰後經歷了國家、新化地方與教書生涯的變動,已在日本時代任教二十餘年的柯天送,面對新的語言、文化與教學內容,積極參與教員培訓,成為公民科教師,於新化初中服務至退休。(評估/撰文 胡佳君)

服務故鄉的留日醫生柯全鏞

柯全鏞(1906-1998,南投埔里人),其家族於曾祖時代移居埔里,開設「保安堂」中藥舖,祖父柯天定,曾任清末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的隨侍醫師,父親柯金同,從祖傳父之術習得漢醫,後與其兄柯仁和將家族事業版圖逐漸擴大,成立「柯保安商會」,範圍涉及五金行、製冰所、禮品雜貨店等。柯全鏞為家中次子,中學畢業選擇後赴日就讀東京醫科大學,專攻小兒科。畢業後他曾短暫服務於東京海軍共濟病院擔任內科、小兒科醫員,後返臺服務鄉里,於埔里設立「柯保安醫院」。

柯全鏞前後行醫達55年之久,所學雖為西醫,由於本家開設中藥行,對於漢醫仍持續修習,尤其對於肝、腎等慢性病之醫治,採中西醫合併治療,治癒率高且療程短,帶給病人方便與安慰。柯醫師除對病患病情給與診療外,對其家庭狀況亦十分關心,遇有經濟困難的病患,往往給予醫藥費用減免,於山區病患亦常為其交通不便陳情相關人士。(評估/撰文 葉前錦)

日本時代臺籍稅務人員黃崑燿

經文史專家莊永明老師的引介,2014年於社區大學修課的黃聰欽先生捐贈象徵其父親30年短暫生命的文物。

據黃聰欽口述,他與父親黃崑燿(1910-1940,臺北人)兩代單傳,因6歲喪父,於是對父親印象不深,也沒機會聽父親說家族的故事。據說黃家出自臺北大龍峒下寮,自清代時便在大龍峒經營種花生意,專供保安宮信徒採買。生活在日本時代的黃崑燿,就讀於大龍峒公學校、成淵中學,課業表現優異,1930年通過普通考試,就職於臺北州知事官房稅務課。經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黃崑燿在1930-1936年間擔任臺北州知事官防稅務課「雇員」,1937-1938年間升任為「檢稅吏」,其間曾參與1937年家計調查工作,留有任職公文、感謝函、薪資證明等文件,為日本時代臺灣人考試服公職的見證文物。1940年英年早逝後,由妻子扛起家計。(評估/撰文 黃裕元)

鐵馬賣菜的菜頭伯謝天祐

謝天祐(1918-2017,臺南人),年幼父母雙亡,沒有機會讀書識字,於生活環境不佳的臺江安順溪頂寮村種田、做工,是典型的「做田人」。結婚後生了7個孩子,為了多賺點家用及交通需求,約1960年買下價格不便宜的「菊鷹牌」腳踏車,在農閒時載著地瓜、芝麻、花生、蘿蔔等農產,擺攤兜售。由於載貨重量常達1、200斤,所以為因應坡度過大,避免下坡速度過快,這臺車配備腳煞車系統,確保行車安全。為了做生意,謝天祐曾遠到臺南東山山區批貨龍眼,載回安順販售,騎車來回一趟將近120公里,相當辛苦。

72歲(1989)那年搬到臺南永康的大橋,有塊祖傳農地,種植地瓜、玉米、蘿蔔,其中蘿蔔的品質特別好,每到冬天收成時,即到臺南市公園路的延平市場擺攤,販賣清晨現拔的新鮮蘿蔔,也因為種蘿蔔種出了名,附近鄰居稱他為「菜頭伯」,這是一段見證早期臺南市物產販售的網絡關係。(評估/撰文 杜偉誌)

是產婆也是助產士的黃陳梅麗

黃陳梅麗(1920-2018), 17歲(1936)考入臺北第一所私立產婆學校「臺北州蓬萊產婆講習所」。18歲畢業即通過臺灣總督府產婆檢定試驗,取得合格證書,20歲(1939)時就開始執業擔任產婆,1941年在新竹北門街鄭氏家廟對面開業,1959年搬到北大路開業。她從日本時代的「產婆」到戰後的「助產士」,從事助產工作直到65歲退休,其工作的點滴全記錄在她捐贈本館的64冊舊筆記中。

從這些舊筆記中,看到日本時代至戰後初期,生產紀錄查核、出生證明資訊的變化。然而,黃陳梅麗女士這位兼顧著家庭與工作,看似樸實的職業婦女,從她年輕時留下的清純少女裝、中性紳士裝的沙龍照,可以看出年輕時的摩登時髦,而在助產工作的紀錄中,則展現出在改朝換代的劇變中,她以無比的韌性適應著時局的變化。(評估 林奕君/撰文 曾婉琳)

當過二次養女的畫家阿媽謝招治

家中排行老三、上有2個姐姐的謝招治阿媽(1929-2014,臺北萬華人),一出生就被祖父賦予了重要任務「招弟」,而被取名「招治」。由於家境不好,招治阿媽有過2次當養女的心酸經驗,第1次是出生3、4個月,第2次則是5歲時,後來由母親謝黃麵以1條金項錬贖回,脫離了痛苦的養女生活。這是重男輕女的年代裡最平常不過的事情,即使是出身萬華富商黃聚益家族的母親,也曾被送人當養女。

養女的經歷讓招治阿媽更懂得珍惜、不認命,21歲(1949)畢業於臺北市老松商業職業學校,28歲(1956)結婚,走入家庭。65歲(1993)開始學習水墨花鳥畫,做為休閒嗜好。後於1997年加入老人畫會「笑哈哈畫會」,將以前的兒時記憶、青春歲月與生活經驗,創作故事畫,以一支禿筆畫出他們這一代的生命記憶。(評估/撰文 張淑卿)

教人副業的毛線編織老師林何賽秋

林何賽秋(1933-2016,嘉義新港人),畢業於嘉義女中初中部,20歲(1952)嫁給了大她1歲、來自嘉義中埔石硦望族林乾家族第四房的先生林坤佐,夫家阿祖林烏毛是清代石硦庄總理,公公林乾是日本時代嘉義廳中埔區區長。

結婚後為了貼補家用,林何賽秋學習當時婦女最流行的兼職技藝—用針織機編織毛衣,幫助家中經濟。30歲(1962)搬遷到高雄市,開設「美光編織短期職業補習班」,當起編織老師,教人操作針織機,織出平整的毛衣。1965年返回嘉義,再成立補習班,繼續教學,後來也在嘉義縣婦女會、嘉義家職等處開班授課。林何賽秋女士的人生以行動參與了1960-1970年代臺灣毛衣外銷的輝煌時期,跟許多婦女一樣兼職毛衣家庭代工,賺取外滙,當時街坊常可聽見針織機「刷、刷、刷」的聲音,是許多人共同的生活記憶。(評估/撰文 張淑卿)

扛起一個家的政治受難者家屬柯蔡阿李

柯蔡阿李(1933-,高雄人)出生於臺南,畢業於高雄女中,曾在唐榮鐵工廠上班,而後從事教職,23歲(1955)時不顧母親擔憂,堅持與坐過牢的柯旗化結婚。婚後夫婦倆成立英文補習班。隨著就學學生增多,她建議將講義編輯成書,意外地促成柯旗化編寫文法書計畫。

1957年,柯旗化於高雄創辦「第一出版社」,出版《新英文法》,成就臺灣英文教學重要經典。1961年,柯旗化遭遇白色恐怖,身陷牢獄15年。期間,擔任教師的柯蔡阿李既要撫育小孩,還得操煩出版社業務,受限當時不准販售柯旗化著作,只好將作者換成「第一出版社編輯部」,維繫家中生計,直到1976年柯旗化出獄。2002年,柯旗化逝世後,她在媒體上發聲,也參加人權相關活動,對她而言,突破沉默是對柯旗化理念最好的見證與傳遞,是她對已逝丈夫的紀念,也印證女性政治受難者生命史的歷程。(評估/撰文 劉維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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